我叫刘畅，任职于武汉的一所大学的行政部门。去年秋季，学校与蒙古的一所大学进行交流，我负责接待那里的女生萨日娜。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心中忐忑不已：自己的英语水平一般，蒙古语更是一窍不通。不过，学校提前告诉我，萨日娜会说一些中文，这让我稍微放松了些。我还专门查阅了很多关于蒙古的资料，脑海中浮现出草原、蒙古包和骑马射箭的画面，想象她来到武汉时一定会对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和繁华的商场感到好奇。

然而，我没预料到的是，她在武汉的一家普通超市里，只逛了十分钟，便突然流下了泪水。事情还得从她抵达武汉的那天说起。那天我在天河机场等她，天气阴沉，空气湿润。我等了快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冲锋衣的女孩走出来。她身材娇小，脸庞晒得略黑，颧骨上红彤彤的，随风而动的辫子披在肩上，蹒跚拖着一只贴满航空标签的旧行李箱。看见我，她开始有些迟疑，但很快就小跑过来，用标准的中文问：“你好，我是萨日娜，你是刘畅老师吗？”我微笑着告诉她可以直接叫我“姐”。她点头，清脆地叫了一声“刘畅姐”，声音如同在草原上跳跃的小石子。

在前往学校的路上，她一直趴在窗边，目不转睛地观看外面的风景。我问她家乡的天气，她告诉我那边已经下雪了，而此地的绿意让她感到不可思议。我告诉她，武汉的冬天并不算寒冷，但夏天却很热。她没有回应，继续将目光投向窗外。当车经过光谷广场时，那一片片巨大的玻璃幕墙映照出耀眼的光芒，她突然问：“这里真的是中国吗？”我有些愣住，回答她当然是。她微微撇嘴，低声说与她印象中的完全不同。我好奇地询问她心目中的中国，她歪着头，回忆道曾听人说许多地方还是土房，牛车在街上行驶。她提到蒙古的一些人常常认为中国很落后，而乌兰巴托则比中国强得多。我听后心中有些酸涩，但没有急于反驳——这样的偏见不是几句话能打破的。

我先让她休息调整时差，次日带她办电话卡和兑换人民币。她好奇地打量四周，像个初来乍到的学生，对一切都充满了新奇。进入地铁站时，她在自动扶梯上紧抓扶手，不小心差点被台阶绊倒。看着她红着脸，我安慰她，等她熟悉后一定能稳稳地走下来。她眼中闪烁着期待，问我是不是真的吗。

下午我们去户部巷，那里弥漫着小吃的香味：热干面、三鲜豆皮、糊汤粉、糯米包油条等，萨日娜被香气吸引，来回游走。我给她买了豆皮，她咬了一口被辣得直喝水，一边喝一边称赞味道好，但有点辣。我问她蒙古的饮食习惯，她说以牛肉、羊肉、奶制品和大型包子为主，边说边比划，说明包子个头很大，里面全是肉。我告诉她下次带她去吃武汉的汤包，她高兴地点头，像只啄米的小鸟。

接下来的几天，我带她游览了武汉的各大名胜：黄鹤楼、长江大桥、省博物馆、东湖绿道。她对那些老建筑特别感兴趣，站在江汉关楼下仰望着，称其与她见过的欧洲建筑相似。告诉她这是曾经的租界地，所以有这么多西式建筑，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发现萨日娜性格沉静，话不多，但不断记录新鲜事物。她已经写了很多，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蒙文。询问她在记录什么，她微微一笑，称是写日记，想把这些经历分享给妈妈。我顺势问她妈妈的工作，她片刻沉默，低声说妈妈曾是一名教师，但因眼疾一直待在家中。我不再追问，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她作为远道而来的访客。

让我真正意外的事情发生在她来到武汉的第五天。那天下午，我们刚逛完江滩，路过一家大型超市，萨日娜表示想进去看看。我觉得超市商品丰富，可以让她更好地体验武汉人的日常，所以我陪她进去，推着购物车慢慢走。超市内部十分宽敞，灯光明亮，货架一排排延伸出去，包括蔬菜、水果、熟食、日用品、化妆品、家电等应有尽有。萨日娜走走停停，拿起草莓看价格又放下，看到红彤彤的苹果感叹其体积之大，与她那边天价的苹果相比简直不可思议。我顺势说道，那就多吃点吧。

走到水果区深处时，她突然停下，眼前是一排金黄诱人的进口香蕉，旁边的橘子几乎透明。她轻轻伸手触碰香蕉，忽然环顾四周，发现只有我在她身边。然后，她意外地蹲了下去，我心中一紧，立刻弯下身子，看到她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传来细碎的抽泣声，仿佛是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担忧之余，我轻声询问她是否感到不适，她只是摇头，泪水从指缝中流出，滴落在她身上的旧冲锋衣上。我的心扑通直跳，急忙掏出纸巾递给她。经过一段时间，她终于放下手，满脸泪痕地看着我，悲伤地说：“刘畅姐，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