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其实是一种福利。”当这句话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口中说出时，演播室内灯光明亮，空调温度恰到好处。她面对的问题是：“两亿零工在从事什么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情况如何？”她解释到，朝九晚五、有五险一金的人，实际上是为了社保而牺牲了他们的自由；灵活就业者更看重的是自由度，能够自我管理，“自己管理是肯定不需要别人为他缴纳社保。”话音刚落，评论区便炸开了锅。

网友们对于这位教授的言论毫不留情，频频在评论区中表达不满，“让她也去灵活就业吧！”这样的呼声频繁出现。“希望组织能尽快安排张教授享受这样的福利，进行灵活就业。”有的人甚至质疑：“她的孩子也是在灵活就业吗？”更有网友直言：“我并不追求自由度，我只想活下去。”连胡锡进都对此表示不满，直言这番话“令人无法接受”，怀疑张教授当时的思维是否发生了偏差。他表示：“大多数自如就业者并非出于对自由的追求，而是没有其他选择。若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正式工作，恐怕没有人会拒绝。”他甚至指出，作为大学教师，张教授本就享有许多自由时间，每年还有两个假期，这样的自由比一般灵活就业人员要多得多。想象一下，一个坐在设备齐全的演播室中的大学教授，向一位外卖配送员讨论“自由的福利”，本身就显得毫无逻辑和真实感。

张教授似乎忘记了，劳动经济学所涉及的灵活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自由选择”。白领可以选择稳定的全职工作或自由职业，而灵活就业者的真实情况是“被动灵活”。他们不是主动追求灵活，而是迫于生计。根据数据预测，2025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2.8亿，预计到2026年将增至3.2亿，占城镇就业的四成以上。从2015年的1.2亿到2026年的3.2亿，这一数字的增长并不是简单的选择，而是岗位供给不足的结果。同时，灵活就业者在社保方面承保率极低，他们需要自掏腰包承担20%的缴费比例，这使得每月交纳的费用近三千元，是企业职工自付部分的将近三倍。面对不稳定的收入，如何承担如此高的费用？“灵活就业”背后是模糊的劳动关系、缺乏社保、受伤无保障，甚至连子女上学的问题都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自由的另一面来看，缺失了企业给予的安全网。

需要指出的是，张教授并非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作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者，她对各类灵活就业群体进行了大量调研，也曾呼吁保障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然而，当她在镜头前发表上述言论时，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妥。在访谈中，她对传统全职与灵活就业进行比较，指出前者有社保但受约束，后者有自由但缺乏保障。这样的比较本无可厚非，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拥有稳定职位、丰厚社保及假期的人，如何能与一个日复一日为生计而奔波的零工谈论“你享有自由”？这样的立场显得过于自满，正如网友所说：“灵活就业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而是被迫的选择。”

张教授确实提到，灵活性有其重要性。外卖员能够自主选择接单时间，网约车司机可以决定出车时长，但不能因为存在“灵活性”就认为这就是福利。真正的福利，是让灵活就业者有选择的余地，并能在需要时得到保障。国务院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四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完善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出台政策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地方政府也在探索，比如将就业困难人员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从每月350元提高到500元，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覆盖超过2700万人，但这些措施仍远远不够。3.2亿人需要更好的体面工作的保障：扩大职业伤害范围、降低社保参保门槛、明确平台责任、厘清劳动关系。如果“自由”只是被迫的选择，那就不能称之为福利，而是无奈。

最后，张教授表示：“灵活就业并不是毫无保障的，他的灵活性也是一种资源。”对此，网友们以“请让她也灵活就业，体验这份‘福利’”来回应。这场争论未必能因为单一的评论而平息，但显然，3.2亿人的未来已不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灵活”可以是选择，但绝不应成为无奈的宿命。对于这一问题，您又持何看法呢？欢迎参与评论与讨论。